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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上親密關係中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有救嗎?

從專業治療方式來看陪伴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患者的方式

2020年9月15日

在上一篇《愛上不該愛的你: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受害者的心理世界》中,我們提到「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其實並非一個準確的醫學用詞。反而,這樣一個解釋性說法的背後真正反映出來的醫學病症是「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Complex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而患有該心理疾病者基本上會展現出六種主要的病症(詳情請參閱上一篇文章)。

雖然早期關於「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論述都環繞在被歹徒挾持的人質身上,但是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研究開始針對親密關係中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現象進行討論(Stevens, 2014; Ahmad, Aziz, Anjum, & Mir, 2018)。Stevens (2014) 提到,如同被綁架者所遭遇的經驗,身處於一段不健康的親密關係的人會長時間經歷到被關係中的另一方「控制、脅迫、驚嚇與暴力對待」(p.184)。因此,雖然一個人並沒有經歷到恐怖份子的吆喝,但是也有可能會因為愛情裡的恐怖情人而發展出「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俗稱「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今天我們就要來延續上一篇文章的主題,了解當自己或身旁的友人正處在這樣一段充斥著暴力的親密關係中時,我們該如何自處或協助他們面對這段關係所引發的「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呢?

若是發現自己或身旁親友具有「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幾種症狀,建議最好還是得向外尋求專業心理諮商與精神治療。雖然創傷事件有時候可能只是一個短暫席捲而來的突發事件(如某個重要的親人突然離世、收到一封恐嚇黑函等),但是這樣的高壓事件還是有可能在一個長期壓抑或回憶的過程中,轉變成長期的精神創傷影響該患者的日常生活。

專業醫療的治療方式

根據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的臨床建議,患有「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人可以和自己的心理醫師討論後,選擇參與在以下其中一種的治療方式裡(Watkins, Sprang, & Rothbaum, 2018)。

(一) 延長暴露治療法(Prolonged Exposure Therapy, PE

「延長暴露治療法」(亦簡稱為PE)是一種透過讓患者長期持續暴露在那個讓他們產生恐懼的事物當中,並以新的資訊去替換掉原本不健康的認知的治療方式。進一步的解釋,「延長暴露治療法」主張,人們的「恐懼感」(fear)是從一個「刺激物」(stimuli)以及這個伴隨著這個刺激物的「行為反應」(response)而來。

譬如說假如一個家長都拿衣架來打小孩時,而小朋友則因為被打而產生疼痛與不舒服感,這當中的衣架就是「刺激物」、小朋友感受到的疼痛與不適則為「行為反應」。從此之後,這個小朋友便會在看到衣架(刺激物)時,馬上產生疼痛(行為反應)的恐懼感(fear),可能即使這個家長只是要拿衣架來曬衣服。

因此,採取PE治療法的心理醫師則會透過陪伴患者再次親身經歷(in vivo exposure)創傷事件中的「刺激物」(例如是觸景傷情的地方、害怕的物件等)以及再次回想(imaginal exposure)創傷事件所引起的「行為反應」(例如是負面認知、情緒等)來幫助患者重建個人對於這些刺激物的認知以及刺激物所引起的情緒與行為反應。

所以說,假如以上述同一個案例做治療的話,諮商師可能會將衣架放置在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患者眼前,並讓他試著去回憶並描述過去造成創傷的該項經驗,讓他在專業醫師的安全陪同下再次經歷衣架與該負面經驗連結後所引起的「恐懼感」。接著,再透過醫師的陪伴與梳理,幫助他釐清自己混亂的情緒和不合理的認知反應,同時間將對於「衣架」該有的正確認知帶入資訊裡頭,進而取代原本的錯謬認知與聯想(association)。

(二) 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

「認知行為治療」的三個主要目的為(Watkins et al, 2018, p.5):

  1. 改變負面自我評量
  2. 修正第一人稱的回憶情景
  3. 移除不健康的行為與認知反應模式

看起來或許有點複雜,不過其實回歸案例的話,可能你就會覺得清楚易懂許多。我舉一個長期被丈夫家暴而患有的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妻子作為例子,讓大家大略理解CBT治療的過程。

一段涉及暴力的家庭關係中在位階上,一定是一方處於上位、強勢的角色,另一方則在下位、弱勢的位置。在這樣的情境中,被家暴的太太會因為先生長期的行為欺壓與言語攻擊,造成她對自我的價值認知是負面、消極的,甚至還會出現自責的病態想法(譬如說,「今天被他打是我活該,我本來就不該不聽他的話出門去的」,或是「我本來就不該有個人的意見的,這樣會讓他覺得備受威脅,所以他會生氣都是我的錯」等)。

因此,使用認知行為治療的諮商師便會幫助患者回憶這些事件以及伴隨而來的負面認知,一一進行討論與區隔,協助患者學習判斷哪些認知是符合事實且健康的,而哪些想法與反應又是有問題的。所以,這位婦人的醫生可能會請他先講述事情發生的過程,同時間幫她記錄一些他在描述這件事件時提到的一些負面自我認知,接著等到婦人描述完整個事件後,開始帶她一個一個去檢視這些自我論述的矛盾與問題點在哪。

當然,這是一個以患者為主的治療,所以諮商師並不會強迫病人完全吸收與接收這些新的資訊,而是讓患者在這過程中透過旁人的協助與指引,自己去挖掘自己行為與認知上的問題,進而改善他們的行為與認知反應。

(三) 認知處理治療(Cognitive Processing Therapy, CPT)

根據「認知處理治療」的主張,「在經歷一段重大創傷事件後,倖存者會試圖釐清當時到底發生什麼事情,間接導致他們扭曲了自我對外在世界、他人與自我的認知」(Watkins et al, 2018, p.4)。這時候他們可能會用以下三種認知處理的方式去扭曲內在的想法:

 1. 同化(assimilation):將新的資訊扭曲後,與自己舊有的價值觀同化。

(以下為範例)

舊有的信念:「只有對方愛我」

新進的資訊:「另一半會施暴」

而兩者統合後就變成:「另一半會打我是因為他愛我」

 2. 調適(accommodation):扭曲舊有信念或價值觀,以接收新的資訊。
(以下為範例)

舊有的信念:「我是一個有自己的想法的個體」

新進的資訊:「我提出意見時,對方會生氣」

而兩者統合後就變成:「我不該有自己的想法,這樣會讓對方生氣」

 3. 過度調適(over-accommodation):過度扭曲舊有信念,以避免受傷。
(以下為範例)

舊有的信念:「父母的婚姻的結果不好」

新的價值觀:「只要不結婚就不會和對方吵架、分開了」

採取「認知處理治療」的諮商師會帶領患者去辨識自己這些不健康的認知處理方式,包括帶他們回顧創傷事件發生的緣由,以及這樣的一個事件如何改變他們的認知系統與信念。

親友協助斯德哥爾摩症患者的方式

看完了這些專業心理醫師的治療方式後,可能會讓很多認識患者的親友不知所措、不是很確定該如何給予他們協助。我在這邊提供幾個一般非專業諮商者就能做的事,讓你也能陪伴親友去度過那樣的創傷。

(一) 與他們保持聯繫

很多最後會產生「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這裡亦指「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人都是因為長期被封閉在他與加害者的空間中,沒有太多與外界的接觸導致而成。因此,假如你發現自己的親友似乎現在這樣的窘境裡時,想辦法和他們保持聯繫,讓他們知道自己是有幫助的,也能時時更新一些來自於外在的資訊。

(二) 陪伴他們謹慎抽離暴力關係

由於對方身處於一段暴力關係中,所以想見他的恐怖情人是不會輕易讓他們離開自己的。因此,你必須陪伴對方慢慢地撤出,像是在不被對方起疑的情況下,一點一滴地把朋友的私人物品帶離對方的地盤。同時間,請你的朋友在與自己的另一半互動時,故意表現出整天都很疲倦、混亂及不知所措的樣子(對,就是精神恍惚的樣態),讓這位恐怖情人自己先對對方失去興趣,這樣他就會轉而向外尋找別的他感興趣想控制的對象。

(三) 給予他們心理的支持

對於每個處在這種危險親密關係的人來說,他們真的比一般的人還需要身旁友人的關懷。所以,不論是能陪著他一起禱告或是只是靜靜地陪著他們,就盡你所能的支持他吧!也可以趁機將你對於這項病症的了解與他分享,讓他也能主動去察覺自己關係中的狀態,更能在需要專業輔導時,找你陪他一同前往。

References

  1.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2017). In Gale (Ed.), Human diseases and conditions (3rd ed.). Gale. https://search.credoreference.com/content/entry/galehuman/post_traumatic_stress_disorder_ptsd/0?institutionId=2057
  2. Watkins, L. E., Sprang, K. R., & Rothbaum, B. O. (2018). Treating PTSD: A review of evidence-based psychotherapy interventions.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12(258), 1-9. https://www.doi.org/10.3389/fnbeh.2018.00258